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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集：从史铁生《务虚笔记》说起

为什么要谈《务虚笔记》，而不谈那篇声名更大，且编进中学教材的《我与地坛》呢？

这是因为，在我还没读这篇课文的时候，就有人向我推荐它。我看人的，会爱屋及乌，恨屋及乌。比方说，北岛这人我信得过，他编译了一本《北欧诗选》，我翻都不翻，抓下书架直奔柜台付款。又比方说，我要是瞧不起一个人——尽管从无过节——我吃他一口饭，喝他一口水都觉得恶心。

推荐《我与地坛》的那位，整日捧着“读者卷首语”唉声叹气——可能他是感慨文章怎么这样好，不过在我听来就是唉声叹气。

这样的眼光，信得过吗？我打定主意不去看。后来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，大概人都有从众心理吧，我只好硬起头皮，继续忍住不看，而且谁再提起《我与地坛》时，我必要投以轻蔑的微笑，然后华丽转身、潇洒走开。

那真是“一生负气成今日，四海无人对夕阳”，呵呵。

多年后，我看了史铁生的《务虚笔记》，发觉自己可能错了——《我与地坛》极可能是一篇漂亮的散文呢，不过也不会特意去看了，随缘吧。

为什么题目里有“赶集”的字眼呢？这是因为，一旦死了个名人，不管有无关系，甚至不管是否读过他的书，看过他的电影，都必定有失落了多年的亲朋好友来吊唁的，什么《记XX先生的几件小事》《我与XX不得不说的二三事》……事实上，吊唁不是白吊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哭两声可以换一顿饭吃，写篇狗血文字也可骗两个钱儿花。于是各位亲友推杯换盏，刚才还哭得倾盆大雨，这一刻已然眉开眼笑，便如吃了实为基督血肉的圣餐的教徒，不仅填了肚子，而且灵魂得到洗礼了，真真可喜可贺。

你吃得，我吃不得？老子也来赶赶集——当然，没捞到任何好处。

可其实也没什么可赶的，不过是读了死者的一本书，说说感想。

什么感想呢？

前两天lg来电话，问我知不知道史铁生去世了。我说知道。他问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说只读过他的《务虚笔记》，是个极有灵感的作者，可能这灵感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体验——他始终坐在轮椅上——赋予的，使他能借此一行行字地走下去、舞下去，但也正因为困于轮椅，所以他被大大地局限了，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，可谓是“成也萧何败萧何”……

这只是泛泛而谈。接下来要说说《务虚笔记》。无可否认这是一本佳作，可是我总有一点疑虑。

按照高波转述他学生的说法，史铁生一直在努力地搭建一个“爱的宗教”，这诚然是对的，只看《务》里，他对每个人物有多么熨帖就明白，无论是坐轮椅者、自杀者、医生、诗人、叛徒、逆子、父亲……他试着理解他们，包容他们，照拂他们的苦难，虽说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，但史铁生全不管那可恨之处了，他试着从最终极的角度给予他们以“人性”的关怀，即使他们犯了错，史铁生也或明或暗地将至归结为人的处境乃至命运，他试着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“错误”——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在其成长或衰老的过程中，怎能不与周遭发生碰撞呢？

这诚然是大慈悲心。但我不得不说史铁生有些慈悲过头了，以致看起来，他对笔下的人物过于溺爱，不容许或不忍心他们展露出人性之恶的一面，因此相比托尔斯泰等大家，他的人物太过单薄，甚至有男女不分、千篇一律之嫌。

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受病痛折磨时，常常心理扭曲，夸张点说，借用金庸常说的那句话就是，“只觉天下之人无一个不可杀”。但转眼又因此害怕自责，于是更加同情天下所有受苦之人，因为他们的痛苦我“感同身受”。不知道史铁生是不是也因为病痛，所以常常由此体验，故而在写作时就有意无意地如斯垂怜世人。我要说的是这已经成了他的“慈悲障”。当然，也许，并非是“慈悲障”的缘故，而是轮椅死死地钳住他，叫他没法更多地了解社会、“参与”人生。

即使单论慈悲，托尔斯泰也有甚于他：你若要爱人，就要按着他本来面目去爱，无论是优点又或缺点，都要勇于接受。佛教不仅仅讲慈、悲，也讲智、勇。

《安娜》里，托尔斯泰详细地“深入”每个人，不光是安娜、伏伦斯基、列文，甚至对卡列宁，他也一视同仁。卡列宁之虚伪，在托翁描画他怀疑妻子出轨时那种自欺、软弱、凶狠、机械的矛盾心态和言行中展露无遗。他是一刀刀细细剖给你看，读者定能其中照见他自己。而写到安娜回到彼得堡参加所谓上流社会的沙龙、舞会时，那又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？一个个贵妇人、伯爵、公爵多么虚伪肤浅，人的生活怎能如此空洞无聊、人的生命怎能如此虚掷浪费？我读到这一段，周身发冷，牙关打颤，前所未有地恐惧——我的生活难道不也是这样？

其实契诃夫也是这样的直白，不过他总是一副讲笑话的腔调，不像托翁这样的“冷冰冰”，这样吃家常便饭般地若无其事，因此读时不像这样恐惧。

这些牛逼的俄罗斯人——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——他们怎么能写得这么好？沈从文教导汪曾祺说，要“贴着人物”来写。是啊，贴着人物来写，刚开始是你写人，后来是人带着你，“我们的大脑是如此神奇，创造和感知同步发生”。（《盗梦空间》）

以机巧论，托翁等人的写法远不如曹雪芹，甚至不如黄易，但他们厉害就厉害在可贵的笨拙、诚实，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这种诚实我在亨利米勒身上见到过，我在海明威身上见到过，我在福克纳身上见到过……诚实得可怕的西方人啊，一点也不怕自己内心的猛兽啊，因为从根本上来说，卡列宁之虚伪、安娜等人之虚荣——她见到伏伦斯基那驯若羔羊的眼神就“不行”了——只是托翁的一个个侧面啊，他敢，他真的敢就此面对、就此“袒露”！

但中国人不是这样，他们一定要拔高！有了地震洪灾，马上就要热泪盈眶地歌颂“伟大的抗震救灾”精神，诸如什么众志成城、和衷共济之类的套话相信三岁小孩也能背了。因此中国人的文学，跟欧美的直面惨淡人生、细细掰碎了给你看不是一路，它一定要有“戏剧性”。

在小说或电影里，战场上死了人，一定是大家围过来，玩充气娃娃一般地用力去摇死尸，呼天抢地，然后冲锋为之报仇雪恨！看看《拯救大兵瑞恩》就知道，我们之间的沟壑有多宽多深。陈丹青说，欧美人就是惊骇于死亡，就是盯着死看。对啊，他们不是为了冲锋，不是为了群情激奋，不是为了抗震救灾。瞧瞧《教父》里山提诺之被杀，十几把机枪扫便他全身，扫得他手脚关节突突地跳。科波拉死死地盯着看，一毫不差地“记录”下来。激起柯里昂家族的呼天抢地的愤怒了吗？至少电影里没表现。欧美人不需要这样的“做戏”，他只是笨拙诚实地拍给你看。这就是人家的厉害之处。

中国人太聪明了，一定要“有戏”，一定要呼天抢地、感人至深，然而我看到的却是——或许是历史太长了，看了太多的治乱兴衰、生离死别，早已见怪不怪，——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老人式的薄凉——因此回头来看较早的诗经、古诗十九首、唐诗，都为那种年轻蓬勃健康的感情所鼓动振奋又深感羞愧——做了蒙人、满人的亡国奴，照样吃喝玩乐、花天酒地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屈辱、大灾难的文革，照样一声不吭，如今有了两个j8糟钱儿，照样香车美人、夜夜笙歌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，发生过，不是总有知青回顾自己的美好青春吗，不是有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的日子吗？我相信这也是事实，只不过是没有被斗死的人的事实。我们在伫立身前、一言不发的无数冤魂，在有苦难说、欲说还休的被损害者面前，甚至在我们自身的苦痛面前，集体选择性失明。

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即使人生的真相，社会的真相真是如此操蛋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况且确实有很多值得追求、可以追求的美好事物呢！

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化妆一番，一定要说青春就是美好的，即使我们的青春葬送给了中国这些下三滥、不入流的大学！

附：王安忆为《务》作了跋文，这里顺带提一下她与铁凝之间的作协主席——虽然作协自称是民间组织，但其内部也对应着局、厅等级别——之争。如果较真的话，二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学成就更高，或者说一个管理协调能力更强，所以应该“仔细”比斗一番，力求公正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何必呢，一个j8作协主席，有什么可争的？作协还不如做鞋的，主席还不如做鸡的。如果你足够优秀、足够自信、足够努力、足够牛逼的话，党可以给你的一切——权力、金钱、名誉（在正直人的眼里，名誉千万不能靠党给）——在如今这个“不完全市场”的中国，你都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得到。至不济你可以嫁一个牛逼的老公嘛。而据我所知，王安忆的老公李章还是很优秀的。

这是楼主原创吗？强悍啊~
只读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，实在愧疚。

只看过他那非常出名的两篇文章，还有病隙碎笔，是很好的精神食粮，本人也十分敬仰他，相信他在天堂会过得幸福，bless~